作者/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讲师顾松洁内容摘要：《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一部地理类满汉合璧文献，此书与乾隆四十三年（）绘成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关系密切。本文通过将其与舆图作详细比对，揭示其内容及其与舆图的关系，并对此书成书时间和作者进行考证。文章认为此书与战迹舆图有渊源关系，书前所题“乾隆庚辰年”并非其成书时间，作者达椿是乾隆二十五年（）进士，书名中“皇舆”是指清入关前的*权疆域。关键词：《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乾隆庚辰年达椿《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据日本影印本复原）《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以下简称《地名考》）是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地理类满汉合璧文献，全书共5册，线装，页面高29.6厘米，宽18.3厘米，无版框，正文半叶满汉对照4行。该书第一册首页正中书题名“满汉皇舆山河地名考”，书名右侧上方记“乾隆庚辰年”（即乾隆二十五年，）、左侧下方书“达椿缮写”。此书保存良好，年8月由福建出版发行集团、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刊布。学界迄今尚无人对此书进行研究和征引，而目前所见满文书目中，对该书的著录有4种，分别是李德启编《满文书籍联合目录》（）记为“乾隆戊辰年，稿本”，富丽编《世界满文文献目录（初编）》（）记为“乾隆十五年（）稿本”，*润华、屈六生编《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所记与富丽同，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满文编辑部编《北京地区满文图书总目》（）记为“乾隆二十五年（）抄本”。可见，各书著录存有差异。李德启书中的“戊辰年”是乾隆十三年（），《地名考》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此年份；富丽以及*润华、屈六生等学者书中的“乾隆十五年”为公元年，括弧中的公元纪年却是年。若上述书目的编著者都是依据书名页信息著录的，那么只能说前三种书目都出现了失误。《地名考》无序跋，内容系东北三省地名的汇集，有些地名注有清太祖、太宗时期征服各地的事迹，这一内容给我们的初步暗示是，它可能与乾隆四十三年（）绘成的《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下文简称《战迹图》）有关。《战迹图》是年乾隆皇帝在翻阅《满文老档》时有感于其祖先的开国事迹以及发迹之地无据可考而命人绘制的东三省舆图，目的是为了其子孙不要忘记本民族的根本。本文以此为线索，通过将《地名考》与《战迹图》进行比较，揭示二者的关系，并试对该书形成时间和作者进行考证，祈请方家指正。
一、《地名考》与《战迹图》内容比较
通过对照可知，《地名考》与《战迹图》从所记地名到标注战绩以及记录顺序均基本相同，特别是有一些二者共有的失误；不同之处表现在《地名考》有少量重复记录和缺记的地名，还有极少数地名中的音译满语所用汉字不同。此外，《地名考》中有数条“××系原底”的批注，显示其有所本。笔者认为《地名考》与《战迹图》有渊源关系，二者或源于同一种文献。以下从四个方面加以梳理比较并试析二者互异的原因。（一）地名《地名考》全书共5册，除去每一册正文第一页或第一、第二页的内容（5册合计70条词语，后文再予说明）外，经整理统计共记录地名条，而《战迹图》中记录地名条。年日本学者今西春秋据《大连满铁图书馆所藏〈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曾为《战迹图》编制地名索引，发表于《东方学纪要》（1），共条，显然有遗漏。比对两书所记地名可以发现，《地名考》中地名有重复者、有未记者以及同一地名在二书中记录不一致者，分别整理如下：1.《地名考》重复地名及出处与《战迹图》之比较
以上5处地名在《地名考》中各记有2处，在《战迹图》中均只有1条。
2．《地名考》缺记地名及在《战迹图》出现的位置
以上25条地名不见于《地名考》。
前文提到《地名考》记录地名条（含重复），《战迹图》中记录地名条，前者比后者少20条地名。而综合上述两表来看，《地名考》中重复多记了5条地名，又少记了25条，正好与《战迹图》相差20条地名。古籍在流传过程中，会出现讹、脱、衍等各种错误。《地名考》本身有所本，笔者认为上述误差是作者在抄写时出现的失误。
3．《地名考》与《战迹图》记录不一致地名及其位置
此表显示有10条地名在《地名考》和《战迹图》中记录不一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1）满文相同，汉文缺地理通名。如满文“ilta?an”，在《地名考》中汉文记“伊拉塔”，缺地理通名“?an”的音译汉字“山”，《战迹图》记录完整，《地名考》疑有脱字。满文jakūmubira二者记录相同，《战迹图》汉文未记地理通名bira对应的“河”字，《地名考》中汉文“河”字隐约可见，上表中用括弧“[]”表示其字迹模糊。这有无可能是《地名考》的作者在抄写时，因满文有bira，所以直书“扎库穆河”，然与其所本的文献校对后发现没有“河”字，故又将汉文“河”字画圈抹掉而使其字变得模糊了？若作者有抹去“河”字之意，那么《地名考》与《战迹图》对此地名的满汉文记录就是一致的。
（2）满汉文均缺地理通名。如《地名考》“ciyantunwei前屯卫”，《战迹图》为“ciyantunweihoton前屯卫城”，满文hoton意为“城”，《地名考》满汉文都缺记地理通名，疑有脱字。
（3）满文音译汉字不同。如满文gasholo在《地名考》中汉字用“喀斯峪”，《战迹图》用“噶斯峪”，音节ga的音译汉字不同。按满语音节ga对译汉字用“噶”。但是，满语中的ga、ka、ha三个音节的读音有时不区分，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大家熟知的努尔哈赤，他的名字满文实际上是nurgaci，音节ga历来对译为“哈”。满文imsunbira中的m音译汉字不同，《地名考》用“穆”，《战迹图》用“木”。满文karcinwangniharanggaba中的r音译汉字不同，《地名考》用“勒”，《战迹图》用“喇”。满文mukturialin中的m音译汉字不同，《地名考》用“木”，《战迹图》用“穆”。用汉字音译满语词时，同一语音可以用不同的字来对译，如音节mu和音节末辅音m都常用“木”、“穆”二字来对译，也有用睦、牧等字的；音节末辅音r的对音字有尔、勒、喇等多种。上述4例都是同名异译现象。
（4）误记。《地名考》第2册第27叶中连续记了2条“sancaho三岔河”，此页还记有一条战绩“太祖高皇帝辛酉年征明抚降三河堡”，然不见地名词条“三河堡”，以此推断2条“三岔河”中之一疑为“sanhopu三河堡”之误写。这条战绩在《战迹图》中有完全一致的记录，其对应的地名是“sanhopu三河堡”，地名下方有小方格“□”标记。
（5）二者均有误。如满文inualin二者记录虽同，然满文alin意为“山”，从《战迹图》所绘地形来看应为“伊努山”，却记为“伊努河”，《地名考》亦记为“伊努河”，二者疑似皆误。又如满文ookiyaga?an二者记录虽同，而ga?an意为“屯”，《地名考》记为“奥恰屯”，《战迹图》记为“奥恰河”，从满文来看，舆图疑为误记。
（二）标注战绩
《地名考》记录战绩条。《战迹图》为条，不见于《地名考》者为：
（1）niowanggiyahahoton清河城taidzudergihūwangdisohonihoninaniyasolgoicoohabeubadeafamedahabuha太祖高皇帝己未年攻降朝鲜兵于此（《战迹图》第二排四）。
（2）gincangpu锦昌堡taidzudergihūwangdisahaliyanindahūnaniyaminggurunbedailamegincangpubebargiyamedahabuha太祖高皇帝壬戌年征明收降锦昌堡（《战迹图》第二排五）。
除此而外，其他战绩均一致。
（三）记录顺序
《地名考》每册正文起始的左上角有“第×排”的标示，通过对照可知其每一册内容对应《战迹图》一排地名及标注战绩，5册对应5排；而且，每一册地名所记顺序并非杂乱无章，其对应《战迹图》的顺序大致为从右往左、自上而下。
较易获见的影印本图序有误，今西春秋在据以编制索引时已发现了这一问题，他在“索引凡例”中称：“本图从最下面右边第Ⅰ排第1号开始，但是此复制图排号记录有误，第Ⅰ排第1号为第Ⅰ排第5号，第Ⅰ排第2号为第Ⅰ排第4号，其他相仿。另外，‘第二排一’与‘第四排一’有错位。”并给出了《战迹图》5排25幅图排序的示意如下：
表中括注的是正确的顺序。也就是说，假如将5排25幅图重新拼合为完整的《战迹图》，那么与其他四排图从右到左的排列顺序不同，第一排的顺序是“第一排一”在最左、“第一排五”在最右。
（四）《地名考》第五册所见批注“××系原底”的地名
此类条目中地名与《战迹图》比较整理如下：
此表显示《地名考》中带有批注的所有地名以及《战迹图》中对应的条目。除去批注文字，二者所列地名的满汉文书写是完全一致的。“系原底”说明《地名考》抄自别的文献，我们可以认为这些批注是作者发现了“原底”的错误而标出的。如“yenggi?enalin英吉伸仙”，yenggi?en的音译对应“英吉伸”准确无误，满文alin意为“山”，而此处汉字“仙”显然有误。其他类同，nimanga?an应为“尼满屯”，汉文“河”对应的满文为bira；“miyangkedaoforo密阳喀达鄂佛啰”中ke音译汉字按乾隆三十七年（）针对满洲、蒙古人名、地名对音汉字而编撰出台的《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当用“克”，而“喀”对应满文则为ka；“alhaga?an阿勒哈河”应为“阿勒哈屯”；“lalicinba拉里拉地”中“lalicin”音译汉字按《对音字式》应为“拉里沁”；“kabunbira喀木河”中kabun音译为喀畚，“木”对应满文是mu或音节末辅音m；“kuretunooromo库哷图诺尔鄂博”中omo对应音译汉字为“鄂谟”，“鄂博”对应满文为“obo”；与之类似最后一条“hūlajinomo呼拉津鄂诺”中omo亦为“鄂谟”，而非“鄂诺”。表中所列8条地名在《地名考》和《战迹图》中所记完全一致，就连错误都一样。若《地名考》与《战迹图》所本一致，那么《地名考》的作者应是注意到了这些错误而作了批注，然《战迹图》的绘制者并未在意这些错误，将其照搬至舆图上刊印了。
综上，将《地名考》与《战迹图》二者从所记地名、标注战绩、记录顺序以及如“××系原底”的批注等四个方面作全面比对后可以发现，《地名考》中记录的与《战迹图》上负载的是相同的内容，即东北三省地名以及入关前与某些地点相关的战勋。因此，笔者推定二者有渊源关系，二者可能源于同一种文献，这部同源的文献可能是地名册，也可能是舆图。据笔者将《地名考》地名逐一在《战迹图》中查找比对的过程来看，笔者倾向于认为《地名考》抄自舆图，上文中所指出的地名重复、缺记、异文等现象，可能是作者在抄写过程中因视线的转移、时间的间隔、满文对译汉字的随意性等因素造成的。
二、关于成书时间
《地名考》书名页所记“乾隆庚辰年”是乾隆二十五年（）。若此书形成于这一年，那么根据上文论断就与《战迹图》的绘成时间乾隆四十三年（）相差18年。然二者内容相当，该如何解释二者的渊源关系呢？是早在乾隆二十五年就搜集编纂了此地名册，至乾隆四十年皇帝降旨、四十三年绘制完成的《战迹图》吗？由于《地名考》全书无序跋，亦无相关资料可考，因此无法获知《地名考》的成书过程。对于《战迹图》，学界则有一些
